当前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讨论似乎有些“老生常谈”，对于经济数据的分析基本上也都是在重复过去几个月来的观点。其中，经济修复不及预期已经从最初的“新问题”演变为了“老问题”，从去年市场预期2023年经济增速在5.5%以上，到今年两会确定目标增速为5%左右，再到今年1-2月经济修复力度偏弱，再到上半年经济两年复合同比仅为4%，经济低于预期为时已久。为什么没有出现我们期待的强力复苏？在我看来，当经济处于周期性趋势下行，叠加突发事件冲击时，尽管短期突发事件已经解决，但经济修复很难回归至原有路径，低于预期可能将是一种常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做好经济将更困难的准备，需要提高对长期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度，同时也需要做好短期的应对，以避免短期问题进一步积累叠加。一、受中长期的周期性因素制约，全年增速保“5”压力很大
从年初以来，我对经济修复的观点一直是相对谨慎的。1-2月份经济修复相对平缓，3月份出口、接触型消费出现超预期回暖，成为经济修复的主要动力。进入二季度，市场普遍预期GDP增速或超过7%，一方面是因为低基数，一方面是因为二季度GDP增速达到7%左右，全年经济增速才有望达到5%以上。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二季度GDP增速为6.3%，两年复合增速仅为3.3%，若当前经济“弱修复”状态没有显著改观，想要实现全年经济增长5%的目标，下半年的压力是很大的。经济预期与经济现实之间存在落差，主要是忽略或者低估了中长期因素的影响。疫情反复、俄乌冲突等短期冲击扰动下，经济剧烈波动、出现断崖式下行。一般而言，当短期冲击过后，经济会出现强有力的反弹，并且对长期经济增长率不会形成太大影响。比如2008年5月汶川地震过后，四川经济增速短期内大幅下滑，但2009年上半年经济便基本回归至灾前水平，2010年一季度四川GDP增速反弹至17.7%。因此当疫情冲击结束后，市场会期待经济增速出现有力反弹。但我认为，自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处在一轮长周期的下行过程中，潜在增速不断阶梯下行，疫情以来更是在加速下行。当经济处在这种周期下行过程中时，短期性、突发性冲击后的经济复苏力度，就会难以达到预期。二、长期经济增速下行趋势难以避免，要做好经济更困难的准备
即便今年能够实现5%的增速目标，未来几年或也难以见到5%以上的GDP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约30年的高速增长水平，在1978-2010年的33年里，我国GDP平均增速为10%，2007年经济增速一度达到14.2%。2008年潜在增速水平已经有所下移，彼时各种资源配置瓶颈也已有所显现，叠加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中国经济增速显著回落。得益于强有力的政策调控力度和经济刺激计划，2010年我国经济增速强力反弹至10%以上。短期的逆周期政策并不能改变周期性趋势，自2010年3季度以来，实际GDP增速基本上以每年0.5个百分点的速度下行，如果考虑疫情期间的复合增速水平，这一放缓趋势已持续至今，据测算，我国潜在GDP增速也面临持续放缓的趋势，2025年将下降至4.4%的水平。我认为未来可能将很难看到5%以上的增长率。除经济周期问题外，中美博弈等地缘政治周期也出现中长期变化。横向来看，全球贸易可能将在俄乌冲突、中美博弈、科技竞争等因素影响下长期下行，全球经济衰退压力有所加大。相较而言，我国经济保持4%-5%的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处于较高水平，但总体上看，中美博弈的态势将在中长期内持续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自2018年美国发起贸易冲突以来，美国对华策略从“脱钩”转到“去风险”，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外部环境严峻复杂。一般而言，一个国家面临一个主要的长期因素，就已经会对经济造成很大冲击。当前我国则需要同时承受内外部两个大的冲击。在此背景下，经济中长期下行的趋势已经难以避免和扭转，未来经济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三、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分别应对，“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长短期问题叠加下，宏观政策需要有全局的思维和长久的考量。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的应对应该分门别类，“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短期的问题一定要尽早处理，尤其需要避免“新问题”发展成为“老问题”，需要使用逆周期政策推动经济尽快企稳，尤其在刺激方向和手段上要有所突破。长期的问题要在长期中调整，逐步寻找并确立新的增长动能，要抱有耐心和信心。传统的经济刺激手段效果在递减。去年至今，专项债、基建等政策手段实际上已经在持续发力，现在来看效果不尽人意，优质的基建项目越来越难挖掘，近年来单位资本形成所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越来越多。过去的房地产刺激政策也难以明显奏效，两年之前我预测房价将进入下行拐点，房地产市场面临的表面上是现金流的问题，实际上是销售问题，背后的因素是房价下行趋势和房地产投资动能减弱的问题，房地产当前的下行是过去房价长期高增长的代价，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是中国经济的必经之路，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能够使得房地产重新成为经济的支柱产业。过去实施的货币政策刺激效果也不佳，今年以来M2同比与社融存量增速的剪刀差仍较大，表明资金仍大量淤积在金融体系之内，消费信心不足、投资意愿低迷下，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不足，要高度警惕贷款人消失的问题，这一问题会直接引起资产负债表收缩。短期刺激需要在政策手段和方向上有所突破。建议直接向居民发放现金补贴或数字货币，这对于破解短期消费不足的问题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消费的核心问题还是收入问题，而非消费意愿的问题，如果财政政策加大在消费领域发力，效果比投资领域发力或更好，对经济复苏、人民生活改善更有帮助。对于消费者、资本市场投资者、企业家等微观主体信心不足的问题，不仅要在经济政策层面发力，对于社会思潮等非经济原因带来的问题，也要在这些领域寻找“药方”，消除社会心理中存在的不安和怀疑因素。对于中长期的周期性问题，既要在内部不断推动改革开放，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也要努力维持好的国际经贸投资环境，想尽办法破解美国的“新冷战”图谋。中美博弈已经成为既定事实，对此不应再抱有任何幻想。要在尽力维持好的国际环境的基础上，立足于国内，做好自己的事情。一方面继续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压力测试；另一方面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深化放管服，释放企业家、居民和政府部门的创新和活力，在中长期从根源上提振微观主体信心。总体来看，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的发展，政府、企业、居民均积蓄了一定的能力来应对经济放缓的压力，因此应抱有平常心和信心，妥善准备并积极应对。完全可以相信，我们能够妥善有力地应对这一次经济修复叠加周期性下行压力的考验，增强经济的韧性与活力，保持经济长期稳定繁荣的格局。 以上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3年7月）（总第65期）上的发言.
